1987年5月底從金門預官役退伍回台，2個多月之後把全套器材賣掉，到美國留學，算起來至今已經超過30年。而且猛然發現，自己竟然有超過半生的時間，是在美國度過的。這段在美求學與工作的經歷，對人生觀當然有很大的影響，而且也是形成日後「音響觀」的重要成分。在密西根大學念研究所時，讀書做研究不見得有多認真，但現場音樂會倒是聽得相當頻繁。一個學年裡，學校古典音樂季就有20多場。在那裡6年多的時間，聽過許多名家例如伯恩斯坦，梅蘇爾，西尼波里，樂團方面則如維也納愛樂，莫斯科愛樂，來比錫及美國各大團，此外還包括流行樂的 Elton John， Judy Collins， Mary Black，Belafonte等。
1988年開始幫音響論壇寫稿，專欄名稱「安城隨筆」是由學校所在地 「安雅堡」Ann
Arbor而來 。後來在中文版 Stereophile 發行的短暫期間也翻譯過稿件，並且代表社裡到CES及其它音響展採訪。除了看展之外，最大的收穫是當面訪談了不少業者，像是VTL的David
Manley，Lyra 的Jonathan Carr等人。因此對器材的設計觀念與執行製造，開始有所關注與思考。但那時候，人生閱歷及對音響器材的經驗還不夠，尚未能客觀地判別優劣是非，所以還處於把TAS及 Stereophile當成聖經的心態，這包括了硬體與軟體兩個方面。硬體雖然多數買不起，但會把評論內容咀嚼非常透徹。所用的器材，都必然是雜誌推薦的。喇叭從
Spica TC-50到後來畢業前的Martin-Logan CLS─2z（還因為幫忙一位對該牌喇叭有興趣的留學生，而認識了當時在同校念碩士的我太太）。軟體則是以蒐集 HP唱片榜單上的唱片為志業，已經到幾乎把榜單內容全部背起來的地步。還幫幾個前輩如李富桂，王克勤及林清榮先生標購了不少發燒片，寄回台灣給他們。
這種行為模式，也算是被強勢的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捕獲吸收的現象吧。當時不但我的世界觀完全被「美國觀」主宰，音響觀也等於是「美國音響觀」。其負面的影響，是眼界受限，幾乎看不到其它地區的發展趨勢或產品。正面的話，是至少樹立了客觀評估器材與軟體的基本態度。根據TAS與Stereophile的評論精神，聆聽聲音雖必然憑藉於感官與直覺，無可避免一定會受到主觀意識引導。但必須輔以理性的制約，嚴謹地比對參考分析，來獲得較完整的質性評價定位（quality
assessment）。如果對照過日本音響雜誌的評論方式，就可以理解，其主要差異之所在。至於「理性的制約」的來源為何，如何形成，以後會再找機會討論。
那個時代，除了對音場的執著，透明度也是另一個追求的目標。在小小的公寓房間擺了體型不小的 Martin-Logan CLS─2z與Muse 18 輔助低音，大致上還可以調到沒有明顯的低頻問題。透明度的目標大致是達成了，但那時對各個頻段的銜接 與中頻是否有凹陷的問題，都還沒有什麼敏感度。而黑膠播放方面，從一開始的AR
ES─1/Sumiko MMT，到畢業離開該地前用的VPI
HW─19/ET2，器材看來是進步了，不過唱頭唱臂的調整方面，理論基礎都還未建立。多半就按照雜誌上所說的，靠眼睛觀察azimuth/HTA等參數，憑耳朵聽感來設定 VTA（那時還沒有SRA的概念）。當時幾次回台休假時，在李富桂先生處聽到他的系統，總覺得為何特別可以吸引我至音樂之中，而不是在聽音響效果而已。思考了許久後，得到的結論是，他的系統在各個頻段的響應平均，沒有明顯突出凹陷。加上唱頭與唱臂的調整，達到失真極低的程度，使人有超越時空的錯覺，像在「目睹」一個有生命的演奏事件。或許這就是TAS的HP所說，接近一種聲音涅槃（sonic nirvana）的境地？這也觸發我日後下定決心，要將關於音響的調整理論搞清楚，特別是黑膠播放系統的最佳化，一定要歸納出一些科學與工程的規範，可以讓多數人遵循。
而在求學後期，認識我太太之後，她的意見，也開始影響我的一些看法。許多時候，「自我感覺良好」或是「國王的新衣」的氣球，往往被她「局外人」完全客觀的評價所戳破而清醒過來。這也是為何到現在，越是「不懂音響」的人，所給的評語，我越是會記在心中並加以咀嚼思考的原因。
